第51章 西方哲学的传ru(1)(2/2)

&esp;&esp;刚才提到，在16世纪、17世纪，传教士给予中国人的印象，在其宗教方面，远不如在其数学、天文学方面。但是后来，特别是在19世纪，随着欧洲军事、工业、商业优势的增，中国在满清统治政治力量却相应地衰落，中国人这才日益觉到基督教的动力作用了。19世纪爆发了几场教会与中国人的严重冲突事件之后，为了对抗西方越来越大的冲击，就正在19世纪末，著名的政治家、改革家康有为（1858—1927）发起了本国的孔教运动。这个事件绝不是偶然的——即使从中国思想发展的观看——因为已经有汉学家铺平了路。

前，例如明代，好读得多了。他们的工作，在复兴对于这些哲学家行哲学研究的兴趣方面，的确大有帮助。这哲学研究，是近几十年在西方哲学传的刺激行的。我们现在就要转这个主题。

&esp;&esp;在第十七、十八章讲过，汉代占统治地位的有两派儒家：古文学派、今文学派。随着清代对汉儒著作研究的复兴，古今文学派的旧纠纷也复活了。我们已经知，董仲舒为首的今文学派，相信孔建立了一个理想的新朝代；后来走得更远，竟然认为孔是到人间完成使命的神人，是人类中间真正的神。康有为是清代汉学今文学派的领袖，他在今文学派中找到了充分的材料，足以把儒家建成符合宗教本义的有组织的宗教。

&esp;&esp;值得注意的是，直到戊戌年即1898年，康有为和他的同志们对于西方哲学，如果不是毫无所知，也是知之极少。谭嗣同（1865—1898）在变法运动失败的壮烈殉难，作为思想家他比康有为本人邃多了。他写了一《仁学》，将现代化学、理学的一些概念引了新儒家。他在这书的开端，列举了一些书，说明要读《仁学》必须先读这些书。在这个书目中，有关西方思想的书，他只提到《新约》“及算学、格致、社会学之书”。事实很明显，当时的人简直不知西方的哲学，他们所有的西方文化知识，除了机和战舰，就基本上限于自然科学和基督教义了。

&esp;&esp;孔教运动

&esp;&esp;在这里不必详细考察中国人最初接西方文化时所采取的态度。这里只说，到明朝后期，即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，许多中国学者已经对当时耶教传教士传的数学、天文学有印象。如果欧洲人把中国及周围地区称为“远东”，那么，中国人在与欧洲人接的初期就把欧洲称为“远西”，即“泰西”。在此以前，中国人已经把印度称为“西天”，当然只有把印度以西的国家称为“泰西”了。这个称呼现在已经不用了，但是直到上世纪末还是常用的。

&esp;&esp;但是20世纪不是宗教的世纪，随着基督教传中国，也一起传了或附带传了现代科学，它是与宗教相对立的。因而基督教本的影响在中国受到了限制，而孔教运动也就夭折。可是，推翻清朝建立民国之后，1915年起草民国的第一宪法时，有一个康有为的信徒要求在宪法上规定民国以儒教为国教。对于这一展开了激烈的争论，最后达成妥协，在宪法上规定中华民国采用儒教，不是作为国家的宗教，只是作为德训练的基本原则。这宪法从未实施，从此再也没有听说康有为那意思以儒教为宗教的话了。

&esp;&esp;我在第十六章说过，在传统上，中国人与外人即“夷狄”的区别，其意义着重在文化上，不在族上。中国人民族主义意识的发展，历来是重在文化上，不重在政治上。中国人作为古老文明的继承者，在地理上与其他任何同等的文明古国相距遥远，他们很难理解，与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不同的人，怎么会是有文化的人。因此，不论什么时候，他们一接到不同的文化，总是倾向于蔑视它、拒绝它。他们不是把它们当不同的东西，而径直认为它们是低劣的、错误的东西。就像我们在第十八章看到的，佛教的传刺激了教的建立，它是在信仰方面作为民族主义的反应而现的。同样的，西方文化的传，在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基督教会，也激起了相似的反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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&esp;&esp;康有为是著名的“戊戌变法”领袖。变法只持续了百日，结果是他自己逃亡海外，他的几位同事被杀，满清政府的政治反动变本加厉。他的意见，他所主张的并不是采用西方新文化，而是实行中国古代孔的真正教义。他写了许多儒家经典的注释，注他自己的新思想。除了这些，他还在1884年写了一《大同书》，其中描绘了一个的乌托，据孔教的设计，将在人类步的第三阶段实现。这书虽然大胆、革命，足以使最能空想的著作家瞠目结，可是康有为自己却远远不是空想家。他断言他的纲领，不到人类文明的最和最后阶段，决不可以付诸实施。至于当前实施的政治纲领，他决主张，只能是君主立宪。所以在他的一生中，他最初被保守派痛恨，因为他太激了；后来又被激派痛恨，因为他太保守了。

&esp;&esp;我们研究董仲舒的时候，已经读过他关于孔的奇谈怪论。康有为的说法比董仲舒更有过之。我们已经看到，在《秋》中，更在汉儒的注释中，以及在《礼记》中，有所谓“三世说”，即世界的步经过三个时期或阶段。康有为复活了此说，加以解释说：“孔生当据之世。今者大地既通，欧大变，盖至升平之世矣。异日大地大小远近如一，国土既尽，类不分，风化齐同，则如一而太平矣。孔已预知之。”这些话是他1902年在《论语注》卷二中写的。